1999年4月的清晨，八十岁的郝柏村站在盐城老屋的院子里股票能配资吗，他用手指轻抚自幼攀爬过的那棵皂角树，泥土的味道与潮湿的海风混杂而来。阔别七十余载，这位戎马半生的老人第一次回到故乡，乡音犹在，却发现村口的孩童已听不懂他的口吻。那一刻，他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：倘若连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不再自认是中国人，家国情怀将去向何处？
这股隐忧在十三年后成了刺痛。2012年春节，家族团圆，客厅里欢声笑语，他忽地朝正在拆红包的小外孙女发问：“你是哪里人？”小家伙抬头答：“台湾人。”他又追问一句：“哪国人？”孩子怔住，想了几秒，怯怯地说不出来。短短数秒，却像重锤落在老人心口。清晨乡间的那丝不安，此刻化作锋利的针，扎得人直吸冷气。
郝柏村没有呵斥，转身取出外孙女的社会课本，一页页翻看。越看，眉头就皱得越紧：抗日战争只占半页，孙中山被一笔带过，台湾与中国被人为地剥离。多年戎马带来的冷静难得失守，他当即提笔写信《联合报》，逐条列出课本中的荒谬。信件全文不到两千字，却像巨石投湖，在岛内掀起巨浪。
这位耄耋老兵之所以如此敏感，与他的半生经历脱不开干系。1919年8月8日，他生于江苏盐城书香门第。家道中落后，17岁的郝柏村放弃常州高中的课堂，改考不收学费的黄埔军校十二期炮科。1937年七月，卢沟桥枪声打破暑气，他的求学变成备战。次年初，蒋校长主持毕业典礼，特许新科军官返乡十日。那场阖家合影竟成永诀，抗战烽火让他与双亲天人两隔。
广州会战里，他顶着炮火指挥射击，吉普车被日机扫射，头部中弹却奇迹生还。七十五年后做体检，医院才发现弹片仍嵌在颅骨。郝柏村瞧着片子，只淡淡一句：“这也是历史的纪念章。”武汉会战、远征缅北、柳州会战……炮声淬炼了他的军人生涯，也铸成他“抗战是中华民族共同血泪”的坚定信念。
1949年冬，他随国民党败撤台湾，辗转于金门、台北。1965年被蒋经国语重视，出任侍卫长。其后，参谋总长连任四届，外界称他“军中常青树”。然而权位并未磨损其对大义的坚持。只要提到国家统一，他常把手一挥：“反对‘台独’四个字太弱，要消灭它。”这句话在岛内“立法院”引来无数嘘声，他却面不改色，与民进党人隔空叫阵，甚至动手，他自嘲“还算一条硬汉骨头”。
离开政坛后，他潜心整理抗战史料，翻阅蒋介石日记，写下六十万字的《八年抗战之执杖》，试图以史实堵住“日据时代温情脉脉”之论调。与此同时，他多次登门与台湾教科书编订者对谈，希望孩子们明白自己“从哪里来”。他说：“历史若被剪断，血脉就会干涸。”
2012年那封公开信流露的焦虑，并非一时激愤。他在信里例举地理教材：“世界主要国家老龄化比例——台湾9%、日本18%、韩国7.6%、中国7.3%。”他圈出“台湾地区”四字，批注：“这不是国家，明明白白偷渡‘一边一国’。”字里行间，看得出怒火，也看得出哀痛。
郝柏村的耽忧并非杞人。岛内某些教辅将“海南岛”写成“中国第一大岛”，而把“台湾”视作外国。在他看来，这些文字虽轻，却不断钻进孩子的心智里，久而久之，“我是中国人”四个字会逐渐模糊。他警告家人：“什么都能试，绝不能碰‘台独’。那是断子绝孙的火焰。”
晚年的郝柏村依旧奔走。2001年，他率退役将领团赴桂林。2005年，北京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，老人胸挂勋章在人民大会堂落座。2014年7月7日，他再到卢沟桥，抚摸满目弹痕，对身边的青年志愿者说：“记住，这里不是照片，这里是真正的起点。”
岁月终究有尽头。2020年3月30日，郝柏村病逝台北，享年一百零二岁。讣告简短，却保留他生前常用的自称——“中华民国陆军上将、中国人”。沉痛消息传至大陆，熟悉他的学者低声评价：“用一生证明了两句话：军人要护国，历史要传真。”
再回望那场2012年的家庭聚餐，小外孙女的沉默已不再是单纯童言。对郝柏村来说，它像一面镜子，映出岛内教科书里的删改，也把尚未完成的统一任务照得分外刺眼。对读史者而言，更像一道追问：当后辈站在历史的岔路口，他们还能否清晰说出“我是哪国人”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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