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1999年4月的清晨,八十岁的郝柏村站在盐城老屋的院子里股票能配资吗,他用手指轻抚自幼攀爬过的那棵皂角树,泥土的味道与潮湿的海风混杂而来。阔别七十余载,这位戎马半生的老人第一次回到故乡,乡音犹在,却发现村口的孩童已听不懂他的口吻。那一刻,他心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:倘若连生于斯长于斯的人都不再自认是中国人,家国情怀将去向何处?
这股隐忧在十三年后成了刺痛。2012年春节,家族团圆,客厅里欢声笑语,他忽地朝正在拆红包的小外孙女发问:“你是哪里人?”小家伙抬头答:“台湾人。”他又追问一句:“哪国人?”孩子怔住,想了几秒,怯怯地说不出来。短短数秒,却像重锤落在老人心口。清晨乡间的那丝不安,此刻化作锋利的针,扎得人直吸冷气。
郝柏村没有呵斥,转身取出外孙女的社会课本,一页页翻看。越看,眉头就皱得越紧:抗日战争只占半页,孙中山被一笔带过,台湾与中国被人为地剥离。多年戎马带来的冷静难得失守,他当即提笔写信《联合报》,逐条列出课本中的荒谬。信件全文不到两千字,却像巨石投湖,在岛内掀起巨浪。
这位耄耋老兵之所以如此敏感,与他的半生经历脱不开干系。1919年8月8日,他生于江苏盐城书香门第。家道中落后,17岁的郝柏村放弃常州高中的课堂,改考不收学费的黄埔军校十二期炮科。1937年七月,卢沟桥枪声打破暑气,他的求学变成备战。次年初,蒋校长主持毕业典礼,特许新科军官返乡十日。那场阖家合影竟成永诀,抗战烽火让他与双亲天人两隔。

广州会战里,他顶着炮火指挥射击,吉普车被日机扫射,头部中弹却奇迹生还。七十五年后做体检,医院才发现弹片仍嵌在颅骨。郝柏村瞧着片子,只淡淡一句:“这也是历史的纪念章。”武汉会战、远征缅北、柳州会战……炮声淬炼了他的军人生涯,也铸成他“抗战是中华民族共同血泪”的坚定信念。
1949年冬,他随国民党败撤台湾,辗转于金门、台北。1965年被蒋经国语重视,出任侍卫长。其后,参谋总长连任四届,外界称他“军中常青树”。然而权位并未磨损其对大义的坚持。只要提到国家统一,他常把手一挥:“反对‘台独’四个字太弱,要消灭它。”这句话在岛内“立法院”引来无数嘘声,他却面不改色,与民进党人隔空叫阵,甚至动手,他自嘲“还算一条硬汉骨头”。
离开政坛后,他潜心整理抗战史料,翻阅蒋介石日记,写下六十万字的《八年抗战之执杖》,试图以史实堵住“日据时代温情脉脉”之论调。与此同时,他多次登门与台湾教科书编订者对谈,希望孩子们明白自己“从哪里来”。他说:“历史若被剪断,血脉就会干涸。”

2012年那封公开信流露的焦虑,并非一时激愤。他在信里例举地理教材:“世界主要国家老龄化比例——台湾9%、日本18%、韩国7.6%、中国7.3%。”他圈出“台湾地区”四字,批注:“这不是国家,明明白白偷渡‘一边一国’。”字里行间,看得出怒火,也看得出哀痛。
郝柏村的耽忧并非杞人。岛内某些教辅将“海南岛”写成“中国第一大岛”,而把“台湾”视作外国。在他看来,这些文字虽轻,却不断钻进孩子的心智里,久而久之,“我是中国人”四个字会逐渐模糊。他警告家人:“什么都能试,绝不能碰‘台独’。那是断子绝孙的火焰。”
晚年的郝柏村依旧奔走。2001年,他率退役将领团赴桂林。2005年,北京纪念抗战胜利六十周年,老人胸挂勋章在人民大会堂落座。2014年7月7日,他再到卢沟桥,抚摸满目弹痕,对身边的青年志愿者说:“记住,这里不是照片,这里是真正的起点。”

岁月终究有尽头。2020年3月30日,郝柏村病逝台北,享年一百零二岁。讣告简短,却保留他生前常用的自称——“中华民国陆军上将、中国人”。沉痛消息传至大陆,熟悉他的学者低声评价:“用一生证明了两句话:军人要护国,历史要传真。”
再回望那场2012年的家庭聚餐,小外孙女的沉默已不再是单纯童言。对郝柏村来说,它像一面镜子,映出岛内教科书里的删改,也把尚未完成的统一任务照得分外刺眼。对读史者而言,更像一道追问:当后辈站在历史的岔路口,他们还能否清晰说出“我是哪国人”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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